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的炮楼是大家熟知的名词。总体来看，炮楼属于一种坚固的碉堡建筑，有时也泛指日军在某地的据点。以郑章炮楼为例，这个名称通常指的是日军驻扎在河北省安国县郑章村的据点，而炮楼只是其中最核心的防御工事之一。

抗战全面爆发初期，日军便开始在占领区内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附近修筑碉堡和防御工事，但当时这些防御设施的密度还不算特别高。1940年，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带来重创，使得日军不得不重新审视华北战局。他们不仅增派兵力应对，还在战略和战术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尤其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展开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综合性总力战。

军事方面，日军除了继续实施残酷的“扫荡”行动外，还开始大量建设碉堡，形成以碉堡为节点，点与点之间通过交通线连接，逐渐构成分割蚕食敌方根据地的防御网络。在碉堡网络形成后，日军加大对分区的“扫荡”力度，同时扶持大量伪政权和伪军，进行疯狂的烧杀掠夺，使得抗日根据地进入极为艰难的时期。以冀中地区为例，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前，已建成1025个点碉堡，修建公路超过2100公里，挖掘封锁沟1700多公里，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郑章村位于河北省安国县城西南约6公里处，早在1938年底，日军便进驻该地，开始构建据点。1939年，我军曾利用一个日本士兵喜欢与民夫摔跤的机会，派遣侦察排化装混入据点，但途中出现意外，敌人警觉，未能成功。此后，作为日军安国县周边的重要卫星据点，郑章村的工事逐步扩展，常驻一个小队兵力防守。

很多人潜意识里认为炮楼是孤立存在的，日军人员吃住都在楼内，周围就是开阔的平原和道路，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炮楼只是据点内的核心防御工事。以郑章村据点为例，其炮楼为两层砖木结构，高度超过8米，除瞭望和战斗功能外，还兼具基本生活设施。炮楼附近还有三处生活用房和武器库。

虽然炮楼名称中带“炮”字，但一般并无大炮装备，主要配备轻重机枪和步枪。炮楼结构虽坚固，但经不起大口径火炮轰击。不过当时八路军炮兵数量有限，弹药稀缺，极少用火炮对付日军据点，这也促使日军大量建设此类防御工事。

为了有效防御，日军不止建一座炮楼。在炮楼周围设有2米多高的围墙，围墙之外是一条宽深各约3米的护碉外壕，壕沟和围墙之间还设有地堡。围墙南端有一处通道，设有吊桥。炮楼顶端及入口处均有复哨把守，壕沟之外还有两道铁丝网防护。尽管常驻兵力仅有一小队，但由于防御设施完善，且缺乏重武器和弹药的敌军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

强调“短时间”是因为日军在平原地区据点密集，增援极为迅速。郑章村距安国县城仅6公里，若长期围困可逼退敌军，但日军主力不可能长年驻守边缘据点。面对这样的防守阵地，八路军多采用智取策略，而非盲目强攻。

虽然日军防御严密，但这些驻军必须吃喝，后勤补给是其软肋。日军无法为所有据点提供充足的补给，驻军往往不得不外出抢粮抢物。1941年6月麦收季节，冀中第17团通过内线情报获知，郑章村的日军将出动抢麦，决定趁机发起“二打郑章”战斗。

此次战斗由经验丰富的老红军、后晋升为开国少将的17团团长闵洪友亲自指挥，参战兵力为一个营。第17团是冀中军区首批整训的骨干部队，战斗力强劲，但对付日军仅一小队却仍需一营兵力，足见平原地区作战的复杂与艰难，要求行动必须“快、准、狠”，稍有拖延都可能吃亏。

具体部署上，1营主力潜伏在郑章村内，应对日军抢麦队伍，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负责防范安国县城方向可能的援军。侦察排和2连1排抽调精锐战士，组成夺点队，由2连连长带队，计划趁日军外出时快速夺取吊桥，进而占领炮楼。据情报，郑章村伪公所的地下党员传递消息，战斗当天还有7名村党支部成员带领各分队进入有利位置准备出击。

6月12日天亮时，日军未按预期出动，仍在楼上用望远镜观察周围。可能是因为未发现割麦群众，敌军起疑。随后派出伪装成割麦农民的侦察员试探，日军这才放松警惕出来抢麦。日军小队长带出大部分兵力准备抢麦，却遭遇第17团整营主力迎击。

冀中部队擅长短促密集火力，日军一旦大意，首波火力打击便会付出惨重代价。敌军在村东路口遭遇伏击，缺乏掩体，迅速被歼灭大半。与此同时，潜伏在吊桥附近的突击队迅速占领通道，猛攻据点内部。

日军驻守人数不多，难以全面防御，仅有7名士兵躲在碉堡顶端顽强抵抗。由于炮楼坚固，突击队直接强攻伤亡较大，遂决定采用火攻战术。大火燃起后，炮楼内的日军慌乱逃生，七名士兵从高处跳下，结果五人摔死，二人受伤。

上午7点30分，“二打郑章”战斗结束，八路军以较小代价迅速夺取该据点，尚未等安国城的日军反应过来便已控制局势。当然，“二打郑章”之后，日军重建据点，我军一个月后又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安国县城出援途中再次击溃日军。这一郑章村据点，前后至少遭受了三次重大攻势。